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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
在其他类社会抗争都被中国政府压制不能报道下，中国近期频传的校园砍伤事件格外引发媒体关注。5月20日，江西省的一所小学发生了凶杀命案，造成至少2死10伤。同日，云南省盐津县一所中学发生学生被同学砍死的事件。
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种社会报复的行为；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不管在校园安全或是内部管理上的一个系统性危机。但无论如何，都跟整个中国经济衰退有关，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隐忧。
2死10伤江西警方通报，江西省鹰潭市辖下的贵溪市文坊镇明德国小5月20日发生一起持刀砍人血案。一名45岁的潘姓女子持水果刀进入校园伤人，造成两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6人轻微擦伤。
新浪新闻说，嫌疑人是当地村里的医护人员，同时也是文坊中学一名教师的妻子。邻居表示嫌疑人平时看起来很正常，但性格有时会偏激一点。
5月21日，甘肃日报下属的奔流新闻报道，云南省盐津县一所中学5月20日发生一起学生被同学砍死的事件。
旅美时评人吴祚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悬崖式跌落，很多人失业并且债务缠身，房贷也还不上，生活就要破产，他们既无法通过正常的管道去表达不满，也无法通过法律的方式去争取权益，所以将对生活绝望的仇恨转移到无辜的小孩子身上，因为这些弱者跟他一样无助。
吴祚来说：“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一个轰动效应，让中国社会都看到他的苦难、他的悲剧，然后把他的悲剧传播给更多的人，这就形成了他们这样一个逻辑。”
社会报复他说，这些绝望的人感觉到这个社会没有一点公理和道义，所有人都是冷漠的，所以要来报复社会，让更多人分担他的痛苦。这种无差别杀人事件在上个世界70年代比较少听闻，因为从前的人生活有寄托，打拼收入与家庭支出可以获得某种平衡，但现在好像变得穷途末路。生活成为无法承受之重时，生命就变得比鸿毛还要轻，以致造成了这些惨烈的情况发生。
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一般刑事案件的霸凌或杀人多半是跟谁有仇，带有某种目的性，但江西小学命案却是对毫无关系的学生下手，究其本质就是对社会报复的一种行为，而其背后自然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恶果。
他指出，犯罪的内在原因和逻辑固然有多样性与综合性，但各种原因激发到最后忍不住要犯罪，归咎到底最终一条就是对人生的绝望。虽然这个绝望一定有社会环境变化造成的生活压力在，但社会崇尚什么则会有导向性。
崇尚斗争纪硕鸣表示，比如一个社会崇尚文明，大家上下公车自然会跟公车司机打招呼或者让座给老弱妇孺；但如果一个社会崇尚斗争，骨子里以斗争强权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的话，遇到矛盾自然就容易激化。因此，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有的人解决不了就动了想死的念头，一些会自我忍受的人选择轻生，以致中共当局现在恨不得在长江黄河上加上盖子，城市的桥上也要派人看着，以防止太多人跃下；但另一些极端的人，他不想自我忍受，就变成了杀人。
纪硕鸣表示，2016年人民网曾做过统计，当年全国有26起重大的校园砍伤事件，总共造成11人死亡，35人受伤，平均每个月至少两起，之后就不再公布，可能是数字太高。而凶手之所以选择没有还手之力的学生是因为校园是社会最薄弱的环节，最容易下手而且不会遭遇反抗，凶手可以多砍几个来出气。其次，砍杀孩子的影响很大，尤其在现在少子化时代，砍杀一个孩子，受影响的可能是几个家庭或是几代人。
根据网上视频，江西小学命案发生当天，有多名小学生倒地流血，还有人抱着受伤小孩抢救的画面。但这恐怕只是中国近来校园事故频传的又一起案例而已。
不久前，河南驻马店市西平县第四初级中学的一名学生才因不满被老师批评，下课后持刀刺伤老师，然后跳楼。江苏宿迁有一名13岁男孩在一所学校门前持刀捅死一名15岁少年。更早之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一名13岁学生被三名同学霸凌致死，弃尸掩埋。几天后，山东临沂朱保中学又发生多名男学生联手围殴一名学生，甚至将垃圾及泥土强行塞入被害学生口中。去年7月，广东省一所幼儿园也发生凶嫌持刀行凶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的案件。
社会病纪硕鸣感叹，校园原本是学习人之初、性本善的一个最纯净的伊甸园，现在却变成杀戮场；原本老师与学生之间、同学和同学之间应该有最良善、互相尊重的感情与友谊，现在却发生泯灭人性的事。这种道德沦丧，老师学生之间彼此互不关心，矛盾激化，也缺乏预防阻止的管道，其实是中国整体的“社会病”。
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校园事故其实过去在中国一直都存在，只是随着其他社会抗争都被压抑或者不能报道，以及少子化的关系，父母无法承受失去独生子女而变成“失独父母”，因此成为媒体可报道的材料，以致近来关于各种校园乱象的新闻变得非常多。
林宗弘计算，有关家长去学校抗议的报道、校园霸凌事件、学生自杀或者是杀人案件，在今年1到4月就占了海外媒体去年一整年报道有关中国各种抗议事件的37%。也就是说，过去海外媒体都是以报道中国工人抗议、农民抗议为大宗，现在则是以报道校园的各种争议事件为大宗。
管理松散他说：“所以说江西这个不是一个个案，它凸显现在中国的校园，不管是安全或者是内部的管理，包括霸凌、师生关系的一个重大危机，是一个中国社会的隐忧。”
他表示，中国整个校园的管理，特别在偏乡地区、县城级的管理是非常松散的，处在一个很粗放的状态，然后出事情了就是息事宁人，想要掩盖消息。这次事发的贵溪市就是江西省鹰潭市代管的县级市。
社会流动恶化林宗弘表示，中国这类学生杀老师、老师杀学生、或学生互相砍杀的校园安全隐忧会日益严重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处在衰退期，景气不佳，人们很多的怨气无法宣泄，也让学生、青少年的社会流动变得更加困难。大家意识到一直读书也没有出路，但又创不了业，也进不了城去打工。
他说，如果连高校生都要躺平了，那么一些只上到中学的和专科生要怎么办，而这些人很多都是在校园里面没有人管，也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是留守儿童长大的。他们没有办法在社会阶层往上提升，自然就会变成往青少年犯罪的路线走去。
他说：“我觉得是一个教育系统的危机，可是它只是这个社会经济衰退层面的一个病征。它反映现在这个社会流动恶化，就是阶级复制跟这个青少年犯罪的整体的趋势。”
中国一位不愿具名的李姓大学教师提出相同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校园暴力事件如果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必然会归因于个人因素，定调为偶发事件，而不会去承认是制度或者是管理的问题。
他说，在中国，中小学生的课业压力非常大，为了升学考试，经常要背诵课本上没有教的文章或单字，或是必须提前教后面的课，这样才能在中考或高考前多争取复习的时间。在这种扭曲的“内卷”环境里，往往会超出学生的能力负担范围。而在中国的初中、高中生经常是必须住校，周末也必须上课或自习，即使住的不远，每个月也仅能回家两次，心理上往往很压抑，在待人处世上也显得生疏薄弱。此外，中小学的校园管理通常集中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层面，对于安全较为忽视，尤其是灾害应变。班主任在意的也只是考试成绩，对于学生的人格、心理较不重视。
忽视心理健康李老师并表示，十多年前，人们对于生活中的不满或是维权的需求，可能会采取上访或是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来宣泄，但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控制越发严格，较难以透过网络或媒体报道伸张权益。尤其疫情以来，人们的行程，甚至是通讯的内容都受到严密的监控，造成维权通道更加受阻，演变成个人只能采取极端手段来发泄不满情绪。再加上中国并没有像台湾一样的市民热线、生命线等专线电话可以随时拨打过去求助。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基层也推行网格管理，各种与行政有关的状况也可以反映给网格员，但是较缺乏保密性，网格员也较少主动去关注困难群众。
他说，中国在教育环节和社会治理存在的短板，都可能会造成反社会人格的增长，以及采取极端手段来维权或泄愤。然而，教育和社会风气非短时间就能改善，但却需要受到重视，否则，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经济降温，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官员腐败永远抓不完等问题，人们的生活压力持续累积，如果缺乏适当的宣泄阀门，此类事件可能还会持续发生。
他说，类似事件还包括春节时山东莒县灭门案、前几天的南京海归博士自杀案等，这些在外人看来都不是严重到必须采取极端手段的情况，但是却成了最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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