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人类文明的演变，包括理解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冲突，需要我们首先去了解在一些重要的关节点上，人类文明是如何分岔的（这里分岔的概念，源自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因为在这些分叉中，体现着不同人群在思维上的重要差异，而这些不同的思维，设定了不同文明的底层逻辑。

第一次大分岔：轴心文明的出现

7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出版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在这本充满智慧的著作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

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大概是在地球的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出现了若干位足以影响后世历史进程的伟大精神导师，并由此催生了世界上几大并列的文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那些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

这一时代的真正意义，是对终极问题的面对与思考。世界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今天与明天，此岸与彼岸的关系是什么？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人类开始有了自觉的、系统性的精神生活，开始有了集体性的自我意识，有了可以将在漫长的时日里逐步形成的文化碎片组装在一起的主观框架。一句话，文明出现了。而这个文明是复数的，由此，人类社会几大文明分殊与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帝国是文明的外化，在文明的辐射与渗透力推动之下，帝国与帝国之间的征战开始出现，人类走出互相隔绝的时代，进入多中心的时代。

在对这些终极问题的回答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对超越秩序的想象，于是，宗教成为文明的内核。几大文明分殊的实质，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我认为，其核心问题是对天人关系、人神关系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人类与世界的基本看法。换句话说，人类如何在意义的框架中定位自己，如何在与某些超越存在的关系中定位自己。这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成为形塑自己生活方式的基础。

概括地说，在古代印度文明中，天人、人神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他们为来世而生，追求的是彼岸世界，形成的是淡泊今世的世界观。在中华文明中，天人、人神的距离是最近的，我们没有超越的神，伦理规范也深植于世俗之中。我们没有超越和神明的概念，我们几乎是天生的朴素唯物主义者。而西方文明，特别是经历了世俗化之后，天人、人神的距离介乎于两者之间，在上天与尘世之间形成一种呼应。对天人、天神关系的不同认识，形塑了不同地方的社会安排乃至生活方式。

这就是人类世界几大板块的底色。在今天的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社会与生活，甚至人种，都只能在这种底色中呈现。这个大分岔的影响是深远的，亨廷顿讲的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就是轴心文明在今天的演进。

第二次大分岔：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分殊

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以新的论证方法作了具体比较，提出许多创新性见解。其基本观点是：1800年以前的世界是多元的，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彭慕兰指出，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煤炭资源的开采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工业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可以说，技术变化的力量造就了欧洲的突飞猛进。

​戴蒙德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他的问题是，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即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新月沃地的社会或中国和印度的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上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

这可以从中国和欧洲航海事业的对比来看，而其背后的则是大一统体制与多元化体制的差异。他举例说，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后来转而为法国的昂儒公爵服务，又后来改事葡萄牙国王。哥伦布曾请求国王派船让他向西航行探险。他的请求被国王拒绝了，于是他就求助于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也遭到了拒绝，接着他又求助于梅迪纳—塞利伯爵，依然遭到拒绝，最后他又求助于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他们拒绝了他的第一次请求，但后来在他再次提出请求时总算同意了。如果欧洲在这头3个统治者中任何一个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它对美洲的殖民也许一开始就失败了。

相反，中国的情形则是：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中国的船队一共有7次扬帆远航。但后来，船队出海远航的事被中止了。中国朝廷上的两派(太监和反对他们的人)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前一派支持派遣和指挥船队远航。但当后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上风时，它便停止了派遣船队，最后还拆掉船坞并禁止远洋航运。因为那整个地区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决定就使整个中国停止了船队的航行。那个一时的决定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已不再有任何船坞来造船以证明那个一时的决定的愚蠢，也不再有任何船坞可以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

马尔萨斯陷阱则对这种分叉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相比古代欧洲，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战争，都是由人口密度过大引起的；最终以人口大幅度减少而结束。为什么欧洲没有或者很少发生类似的情况？或者说，欧洲为什么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技术的突破。

​第三次大分岔：自由主义与整体主义

当今世界的种种迹象启示我们，一个类似于轴心时代的情景，即在终极问题上形成的分殊，也许正再一次呈现。阿根廷的米莱，正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继续着这场分殊的演绎。

现在新的终极问题，涉及的是人类生活中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也许我们可以用两个词来表达这种差异：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在个体主义中，能落实到个体的尽量落实到个体；在整体主义中，则是能集中到整体的尽量集中到整体。我们还可以用两句话来体现这两种不同的理念。一句是，个体的自由符合人性并造就活力；另一句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铁，团结是钢。这是如何组织社会生活，如何构建人与人关系问题的基础性问题。在若干世代之后，人类将以什么样的状态生活在地球之上，将会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及其博弈。

​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一种终极性问题，是因为，自从人类以群体的方式生活以来，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这两套想象与逻辑间的张力就始终存在。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是更抱团一点，还是更松散一点？抱团意味着更多的约束，更多的个人放弃。但无疑会更有力量，尤其是对外的时候。而松散则恰恰相反。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这两种想象和逻辑的张力甚至角力就一直存在。古希腊时代雅典和斯巴达的组织结构，体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逻辑。


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天人、人神关系相比，上述问题一直处于第二声部。而在进入近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几百年中，所谓意识形态的争论与冲突，是围绕什么问题发生的？自由主义与种种其他主义的分殊又是从何而来？时至今日，特别是在今后的日子里，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的第二声部如何成为第一声部，看到两种新的文明版图。